揭開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的神秘面紗(12)
作者：王力微
第一篇：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成書時間和作者考證
3).《史記》：司馬遷的文采好，記史嚴謹，取材得當(dāng)，所以寫出來一部“史家之絕唱”。他能有如此成就，除了才華以外，如果沒有史料，用什么寫？總不能憑空想象吧？實際上，寫史從他父親司馬談一代就開始了。司馬談未能完成，他繼續(xù)了父親的事業(yè)。并完成得很好。他寫《史記》，面對的是滿屋子雜亂不堪的原始擋案，當(dāng)然也有像《左傳》這樣已整理過的史書，畢竟不多。當(dāng)時的書，不比現(xiàn)在，是竹簡、帛書，搬動就要費很大力氣，比較、取舍，實在不是件輕松的事。所以，在《史記》里，有多處明顯的筆誤和自相矛盾的地方，這是應(yīng)該給以理解的。
在《三代世表》里，太史公曰：“五帝、三代之記，尚矣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，周以來乃頗可著�？鬃右蚴肺拇未呵�，紀(jì)元年，正時日月，蓋其詳哉。至于序尚書則略，無年月；或頗有，然多闕，不可錄。故疑則傳疑，蓋其慎也。”
, 百拇醫(yī)藥
“余讀諜記，黃帝以來皆有年數(shù)�；錃v譜諜終始五德之傳，古文咸不同，乖異。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，豈虛哉!于是以五帝系諜、尚書集世紀(jì)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。”
兩段話的意思是：五帝三代的記載，太久遠了。殷代以前，諸侯的事無法考察。周朝以后，才稍微清楚。孔子根據(jù)魯史修《春秋》，每記一事，都以魯君的紀(jì)年為年數(shù)，并標(biāo)出月日，這很詳明。他編篡《尚書》，卻不記年月，或只有少部分記，其它都付諸闕如，是因為年代無法考定，所以不記，這是謹慎的做法。
我讀記系的書，從黃帝以下，都有年數(shù)，不同的書，記同一個事，又有很大的出入。無法辨別哪個是對的，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確切年表。
孔子、司馬遷，對弄不清的事情，不妄加臆斷，這是很可貴的，是寫信史的基礎(chǔ)。如果他們能把幾種說法都保留下來，立此存照，自己迷惑，或后來者能有辦法破解，就更好了，可惜沒這樣做，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記載亡失之后，那段歷史的確切年代，徹底成了一本糊涂帳。他們自己沒有考古的手段，精力也顧及不過來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們?nèi)f萬沒想到，后來的出土文物，以及其他科學(xué)手段，包括天文歷法、同位素等手段，可以互相參校，可以根據(jù)只言片語的線索或痕跡，能準(zhǔn)確地判斷出歷史的原貌，這是非常惋惜的。否則，現(xiàn)今的《夏、商、周斷代工程》，會有更多的原始資料。
, 百拇醫(yī)藥
4).劉向�！稇�(zhàn)國策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等書的情況：
公元前26年，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遺書，得到的書肯定是汗牛充棟，所以命劉向總領(lǐng)校書，兼校經(jīng)史、諸子，其它門類也分別有人負責(zé)。
劉向是怎樣校書的？
劉向說：“所校中《戰(zhàn)國策》書，中書余卷，錯亂相糅莒。又有國別者八篇，少不足。臣向因國別者，略以時次之，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，除復(fù)重，得三十三篇。本字多誤為半字，以“趙”為“肖”，以“齊”為“立 ”，如此字者多。中書本號，或曰《事語》，或曰《長書》，或曰《修書》。臣向以為戰(zhàn)國時游士，輔所用之國,為之策謀，宜為《戰(zhàn)國策》。其事繼春秋以后，訖楚漢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，皆定，以殺青，書可繕寫�！�
這段話的大意是：所校的《戰(zhàn)國策》，有多個抄本，互相之間不一致，也很混亂。我根據(jù)國別，按時間為次序，去除重復(fù)的，共得33篇。有些字只寫一半，如把“趙”寫成“肖”，把“齊”寫成“立”，這樣的情況很多。書名也不一致，我認為定為《戰(zhàn)國策》比較合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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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(dāng)時，《戰(zhàn)國策》的情況是如此混亂，別的書的情況也差不多：
“所校中書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，太史書五篇，臣向書一篇，參書十三篇，凡中外書三十篇，為八百三十八章，除重復(fù)二十二篇，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，外書無有三十六章，中書無有七十一章，中外皆有以相定。中書以“夭”為“芳”，“又”為“備”，“先”為“�！�，“章”為“長”，如此類諸多，謹頗略箋，皆已定，以殺青，可繕寫�！�
“所校中書《列子》五篇，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，太常書三篇，太史書四篇，臣向書六篇，臣參書二篇，內(nèi)外書凡二十篇，定著八篇，中書多，外書少。章亂布在諸篇中，或字誤，以“盡”為“進”，以“賢”為“形”，如此者眾。及在新書有棧，校讎從中書，已定，皆以殺青，書可繕寫�！�
“所校中秘書《關(guān)尹子》九篇，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，臣向本九篇，臣向輒除錯不可考闕斷續(xù)者九篇，成，皆殺青。”[16]
, 百拇醫(yī)藥
所收來的書，良莠不齊，錯亂相雜的情況，可見一斑。所以，校書決不是一件很輕松的事，要分類，要鑒別，要取舍。有的要重新編次�！稇�(zhàn)國策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實際上是劉向根據(jù)史料重新編次的：
“所校中書《說苑雜事》，及臣向書民間誣校讎。其事類眾多，章句相溷，或上下謬亂，難分別次序。除去與《新序》重復(fù)者，其余者淺薄不中義理，別集以為百家后，令以類相從，一一條別篇目。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，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，號曰《新苑》，皆可觀，臣向昧死。”[12]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是他根據(jù)資料編寫的，現(xiàn)在也都承認是他編寫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傳抄的過程中，丟掉了不少，清代嚴可均有從其它古書中輯錄出很多條，放在《全漢文》里。在馬王堆3號墓的出土文物中，有多篇《縱橫書》不見于今本《戰(zhàn)國策》，說明這些古籍，在流傳的過程中，發(fā)生了不少的變化。
劉向的敘錄，敘出了校書的艱難和具體情況，也記錄了自己校了多少，合作伙伴校了多少，是怎樣定稿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可惜，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里沒有這樣的敘錄，抑或本來有，在傳抄的過程中丟失了，以致于成了一團迷霧。
, 百拇醫(yī)藥
上面所列的，都是現(xiàn)成的書，真的校對起來，和重編也差不多，好在是有原始資料，只是當(dāng)時，這些書雖不詭秘，由于傳抄者多，寫錯的、亂用簡筆字的、脫漏的、重復(fù)的就再所難免了。今本《戰(zhàn)國策》里，還是有重復(fù)，可見，再仔細，差錯還是難免。
校書就算從公元前26年開始吧，一直校到劉向去世，還沒校完，哀帝又命他的兒子劉歆繼續(xù)其事，總領(lǐng)校書，此時已是哀帝建平元年(公元前6年)了。完成校書，在什么時候？沒記。估計應(yīng)在新莽年間。劉歆編了《七略》，就是全部校成書籍的目錄和提要，分七個大類。
劉向、劉歆，《漢書》里有傳。說說他們的情況，對理解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的成書有用。
他們是楚元王劉交的后代。劉向的父親劉德，曾審過劉安一案。因為父親的關(guān)系，劉向11歲時就擔(dān)任輦郎，掌管宮中的御輦。19歲時擔(dān)任諫議大夫。元帝即位，太傅蕭望之，少傅周堪對他很器重，被推舉為左拾遺。因為受石顯的陷害，多次坐牢。成帝即位，石顯被貶，劉向升為光祿大夫。時年45歲。很有文才，總領(lǐng)校書，是塊材料。
劉歆，少通《詩》、《書》，“少”，就是未成年，虛歲不到20歲。在公元前26年，不會超過24歲。公元前6年，不超過44歲。不過，因為他崇尚古文經(jīng)學(xué)，受到大司空師丹的彈劾，怕惹禍，主動離開宮廷，外任河內(nèi)太守，不久又托病辭官，可能是回家看書吧。哀帝去世，王莽秉政，因為他們同時擔(dān)任過黃門侍郎，有交情，此時他的病也好了，被招回宮，治明堂辟雍，封紅休侯，考訂律歷，可謂是大展身手之時。被招回，是在公元前2年，他又可以專心治學(xué)問了，估計《七略》應(yīng)該是在此時以后完成的。離開始校書，差不多有30個年頭。
(待續(xù)), 百拇醫(yī)藥
第一篇：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成書時間和作者考證
3).《史記》：司馬遷的文采好，記史嚴謹，取材得當(dāng)，所以寫出來一部“史家之絕唱”。他能有如此成就，除了才華以外，如果沒有史料，用什么寫？總不能憑空想象吧？實際上，寫史從他父親司馬談一代就開始了。司馬談未能完成，他繼續(xù)了父親的事業(yè)。并完成得很好。他寫《史記》，面對的是滿屋子雜亂不堪的原始擋案，當(dāng)然也有像《左傳》這樣已整理過的史書，畢竟不多。當(dāng)時的書，不比現(xiàn)在，是竹簡、帛書，搬動就要費很大力氣，比較、取舍，實在不是件輕松的事。所以，在《史記》里，有多處明顯的筆誤和自相矛盾的地方，這是應(yīng)該給以理解的。
在《三代世表》里，太史公曰：“五帝、三代之記，尚矣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，周以來乃頗可著�？鬃右蚴肺拇未呵�，紀(jì)元年，正時日月，蓋其詳哉。至于序尚書則略，無年月；或頗有，然多闕，不可錄。故疑則傳疑，蓋其慎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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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余讀諜記，黃帝以來皆有年數(shù)�；錃v譜諜終始五德之傳，古文咸不同，乖異。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，豈虛哉!于是以五帝系諜、尚書集世紀(jì)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。”
兩段話的意思是：五帝三代的記載，太久遠了。殷代以前，諸侯的事無法考察。周朝以后，才稍微清楚。孔子根據(jù)魯史修《春秋》，每記一事，都以魯君的紀(jì)年為年數(shù)，并標(biāo)出月日，這很詳明。他編篡《尚書》，卻不記年月，或只有少部分記，其它都付諸闕如，是因為年代無法考定，所以不記，這是謹慎的做法。
我讀記系的書，從黃帝以下，都有年數(shù)，不同的書，記同一個事，又有很大的出入。無法辨別哪個是對的，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確切年表。
孔子、司馬遷，對弄不清的事情，不妄加臆斷，這是很可貴的，是寫信史的基礎(chǔ)。如果他們能把幾種說法都保留下來，立此存照，自己迷惑，或后來者能有辦法破解，就更好了，可惜沒這樣做，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記載亡失之后，那段歷史的確切年代，徹底成了一本糊涂帳。他們自己沒有考古的手段，精力也顧及不過來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們?nèi)f萬沒想到，后來的出土文物，以及其他科學(xué)手段，包括天文歷法、同位素等手段，可以互相參校，可以根據(jù)只言片語的線索或痕跡，能準(zhǔn)確地判斷出歷史的原貌，這是非常惋惜的。否則，現(xiàn)今的《夏、商、周斷代工程》，會有更多的原始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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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向說：“所校中《戰(zhàn)國策》書，中書余卷，錯亂相糅莒。又有國別者八篇，少不足。臣向因國別者，略以時次之，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，除復(fù)重，得三十三篇。本字多誤為半字，以“趙”為“肖”，以“齊”為“立 ”，如此字者多。中書本號，或曰《事語》，或曰《長書》，或曰《修書》。臣向以為戰(zhàn)國時游士，輔所用之國,為之策謀，宜為《戰(zhàn)國策》。其事繼春秋以后，訖楚漢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，皆定，以殺青，書可繕寫�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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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校中書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，太史書五篇，臣向書一篇，參書十三篇，凡中外書三十篇，為八百三十八章，除重復(fù)二十二篇，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，外書無有三十六章，中書無有七十一章，中外皆有以相定。中書以“夭”為“芳”，“又”為“備”，“先”為“�！�，“章”為“長”，如此類諸多，謹頗略箋，皆已定，以殺青，可繕寫�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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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收來的書，良莠不齊，錯亂相雜的情況，可見一斑。所以，校書決不是一件很輕松的事，要分類，要鑒別，要取舍。有的要重新編次�！稇�(zhàn)國策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實際上是劉向根據(jù)史料重新編次的：
“所校中書《說苑雜事》，及臣向書民間誣校讎。其事類眾多，章句相溷，或上下謬亂，難分別次序。除去與《新序》重復(fù)者，其余者淺薄不中義理，別集以為百家后，令以類相從，一一條別篇目。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，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，號曰《新苑》，皆可觀，臣向昧死。”[12]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是他根據(jù)資料編寫的，現(xiàn)在也都承認是他編寫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傳抄的過程中，丟掉了不少，清代嚴可均有從其它古書中輯錄出很多條，放在《全漢文》里。在馬王堆3號墓的出土文物中，有多篇《縱橫書》不見于今本《戰(zhàn)國策》，說明這些古籍，在流傳的過程中，發(fā)生了不少的變化。
劉向的敘錄，敘出了校書的艱難和具體情況，也記錄了自己校了多少，合作伙伴校了多少，是怎樣定稿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可惜，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里沒有這樣的敘錄，抑或本來有，在傳抄的過程中丟失了，以致于成了一團迷霧。
, 百拇醫(yī)藥
上面所列的，都是現(xiàn)成的書，真的校對起來，和重編也差不多，好在是有原始資料，只是當(dāng)時，這些書雖不詭秘，由于傳抄者多，寫錯的、亂用簡筆字的、脫漏的、重復(fù)的就再所難免了。今本《戰(zhàn)國策》里，還是有重復(fù)，可見，再仔細，差錯還是難免。
校書就算從公元前26年開始吧，一直校到劉向去世，還沒校完，哀帝又命他的兒子劉歆繼續(xù)其事，總領(lǐng)校書，此時已是哀帝建平元年(公元前6年)了。完成校書，在什么時候？沒記。估計應(yīng)在新莽年間。劉歆編了《七略》，就是全部校成書籍的目錄和提要，分七個大類。
劉向、劉歆，《漢書》里有傳。說說他們的情況，對理解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的成書有用。
他們是楚元王劉交的后代。劉向的父親劉德，曾審過劉安一案。因為父親的關(guān)系，劉向11歲時就擔(dān)任輦郎，掌管宮中的御輦。19歲時擔(dān)任諫議大夫。元帝即位，太傅蕭望之，少傅周堪對他很器重，被推舉為左拾遺。因為受石顯的陷害，多次坐牢。成帝即位，石顯被貶，劉向升為光祿大夫。時年45歲。很有文才，總領(lǐng)校書，是塊材料。
劉歆，少通《詩》、《書》，“少”，就是未成年，虛歲不到20歲。在公元前26年，不會超過24歲。公元前6年，不超過44歲。不過，因為他崇尚古文經(jīng)學(xué)，受到大司空師丹的彈劾，怕惹禍，主動離開宮廷，外任河內(nèi)太守，不久又托病辭官，可能是回家看書吧。哀帝去世，王莽秉政，因為他們同時擔(dān)任過黃門侍郎，有交情，此時他的病也好了，被招回宮，治明堂辟雍，封紅休侯，考訂律歷，可謂是大展身手之時。被招回，是在公元前2年，他又可以專心治學(xué)問了，估計《七略》應(yīng)該是在此時以后完成的。離開始校書，差不多有30個年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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