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病求本 本于病機
——讀《景岳全書》有感
明代張介賓《景岳全書·傳忠錄·論治篇》稱:“天下之病,變態(tài)雖多,其本則一; 天下之方,治法雖多,對證則一!闭J為世間的疾病病名發(fā)繁多、病情復雜病機多變,但究其根本卻只有一條———正邪關系是否協(xié)調(diào);世間治療疾病的方法,治則多、治法眾、方劑繁。然而也有一大要領———對證下藥。
景岳所言之本為病機、正邪
疾病是多變的,表現(xiàn)是復雜的。臨證時不管疾病如何千變?nèi)f化,景岳整體地認為,其根本原因,在于正氣虛弱、不能抵御或抗拒外邪所致,所以應著重“培本”。他的培本思想主要在于補腎。而補腎之品,熟地為其首選,故后人稱其為“張熟地”。就臨床治病而言,培本是中醫(yī)治病的重要原則之一。然何者為“本”,歷來觀點多歧!秲(nèi)經(jīng)》有“本于陰陽”、“本于四時”以及先病后病等標本之“本”;補土派李杲等以脾胃為本,主張“補腎不如補土”;張介賓、趙獻可等則以腎為本,認為“補脾不如補腎”。說法種種,難衷一是。景岳言培本,就其所論,則當以補腎為主要,以腎為本。根據(jù)臨床實踐和中醫(yī)典籍研討,筆者認為,所謂“本”,應本于正邪、本于病機。
, 百拇醫(yī)藥
蓋疾病眾多,久暫者有之、輕重者有之、緩急者有之。倘若不分病之新久短暫、輕重緩急,一概治其所謂之本,則實難與患者之實際相符。如其人喜食某物,健康無病時,大量食之或某種原因,強為之塞食,多致食塞上脘!秱摗吩疲骸安∪绻鹬ψC,頭不痛,項不強,寸脈微浮,胸中痞硬,氣上沖咽喉不得息者,此為胸有寒(寒當為塞字誤)也,當吐之!闭驗槭橙谏想,不吐則難以速消其滯,不吐則難使氣息暢通。只要去其塞滯,則諸疾頓除。當此緊急之時,為求一吐為快而諸癥自安。試問此等疾病之“本”當為何?它又與陰陽、四時、脾、腎有何牽涉?細考此類疾病,屬于“三因”中“不內(nèi)外因”之食滯為患,究其本則為食阻氣滯。在其他疾病中,不少現(xiàn)得疾患,也同樣多有不因“體虛”而染患者。如麻風等烈性傳染疾病,以其猛烈致病毒邪,常常不分老幼男女、體質強弱,皆會侵客于眾多人群;另如跌打金刃等外傷、蛇蟲猛獸咬傷等,其最初發(fā)病時,也并不因為體虛才招致傷害。且初始的治療,也大多無須顧其虛,相反倒是及時應急處理,或速去其毒邪,使“邪去則正安”。為此古人有“一汗而愈”、“一下而愈”之說。即使久病之人、慢性疾患,虛者有之、實者有之、虛實錯綜者更有之。其治療又當“各得其所宜”、“三因以制宜”。由此可以認為,只有“謹守病機,各司其屬”施治才能中的,診治疾病的總原則,應該是治病求本,本于病機!秲(nèi)經(jīng)》之陰陽四時為本說、后世補腎補脾說等,都是病機這個大根本中的細分子目內(nèi)容。我們也曾提出“本于正邪”觀點,其實質也恰是對病機的注腳。因為病機的產(chǎn)生,為正氣和邪氣相互作用后所導致的結果。有鑒于此,景岳所述之本,理當為病機、為正邪。
, 百拇醫(yī)藥
景岳所言之證包括病、癥、證
關于“證”,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把其與“病”相提并論。至《傷寒論》始方有“辨××脈證并治”的標題,并有“傷寒二三日,陽明、少陽證”等關于“證名”的論述。明清時更有“癥”字出現(xiàn),常把“證”與“癥”通用。自高校教材頒行以來,病、證、癥三者,方各自賦予固定含義。所謂病人整體的苦痛,稱之為。痪唧w單一的難受或不適癥狀,則稱之為癥;相互關聯(lián)的多個癥狀組合,被稱作證,亦名證候。目前中醫(yī)界廣泛的意見,統(tǒng)一為“證”即“證候”。然稽考上述景岳所言的“對證”,是專指藥病相合的“對證下藥”而言。鑒于景岳所處年代,證與癥尚無明顯界定,所以所言之“對證”,不能排除“對癥”的含義。從眾多明代古籍看,證與癥;槭褂谩WC、癥、病三者也未作顯而易見的劃分。上世紀80年代間,中醫(yī)及中西結合者展開關于“證”的研究,從證候角度給以新的概念。但這種“證”,卻不能與本處所言的“證”等同看待。因為景岳的“證”,大都系指病名,所闡述的都是臨床所見的各種疾病,諸如汗證、頭痛、鼓脹等。多數(shù)病種都明列“論證”與“論治”項目。景岳所言之“對證”,包括病、癥、證三項在內(nèi),所列各病種中的“論治”章,基本為一病(或一證)而多個方劑?梢娖鋾r已包含“辨證”在內(nèi)。作為研究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著稱的一代大師,對病機研究自然深有心得,所著《類經(jīng)》第十三卷為《疾病類》即明顯地把《病機》列于諸病之前,可見其重視程度。結合他在論病時所述“對證”用方的觀點,皆從病機這一根本為依據(jù)的實際,筆者認為,景岳此處所“對”之“證”,其實質應是“病機”。, http://www.www.srpcoatings.com(孟琳升 包頭市杏林中醫(yī)研究院)
景岳所言之本為病機、正邪
疾病是多變的,表現(xiàn)是復雜的。臨證時不管疾病如何千變?nèi)f化,景岳整體地認為,其根本原因,在于正氣虛弱、不能抵御或抗拒外邪所致,所以應著重“培本”。他的培本思想主要在于補腎。而補腎之品,熟地為其首選,故后人稱其為“張熟地”。就臨床治病而言,培本是中醫(yī)治病的重要原則之一。然何者為“本”,歷來觀點多歧!秲(nèi)經(jīng)》有“本于陰陽”、“本于四時”以及先病后病等標本之“本”;補土派李杲等以脾胃為本,主張“補腎不如補土”;張介賓、趙獻可等則以腎為本,認為“補脾不如補腎”。說法種種,難衷一是。景岳言培本,就其所論,則當以補腎為主要,以腎為本。根據(jù)臨床實踐和中醫(yī)典籍研討,筆者認為,所謂“本”,應本于正邪、本于病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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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疾病眾多,久暫者有之、輕重者有之、緩急者有之。倘若不分病之新久短暫、輕重緩急,一概治其所謂之本,則實難與患者之實際相符。如其人喜食某物,健康無病時,大量食之或某種原因,強為之塞食,多致食塞上脘!秱摗吩疲骸安∪绻鹬ψC,頭不痛,項不強,寸脈微浮,胸中痞硬,氣上沖咽喉不得息者,此為胸有寒(寒當為塞字誤)也,當吐之!闭驗槭橙谏想,不吐則難以速消其滯,不吐則難使氣息暢通。只要去其塞滯,則諸疾頓除。當此緊急之時,為求一吐為快而諸癥自安。試問此等疾病之“本”當為何?它又與陰陽、四時、脾、腎有何牽涉?細考此類疾病,屬于“三因”中“不內(nèi)外因”之食滯為患,究其本則為食阻氣滯。在其他疾病中,不少現(xiàn)得疾患,也同樣多有不因“體虛”而染患者。如麻風等烈性傳染疾病,以其猛烈致病毒邪,常常不分老幼男女、體質強弱,皆會侵客于眾多人群;另如跌打金刃等外傷、蛇蟲猛獸咬傷等,其最初發(fā)病時,也并不因為體虛才招致傷害。且初始的治療,也大多無須顧其虛,相反倒是及時應急處理,或速去其毒邪,使“邪去則正安”。為此古人有“一汗而愈”、“一下而愈”之說。即使久病之人、慢性疾患,虛者有之、實者有之、虛實錯綜者更有之。其治療又當“各得其所宜”、“三因以制宜”。由此可以認為,只有“謹守病機,各司其屬”施治才能中的,診治疾病的總原則,應該是治病求本,本于病機!秲(nèi)經(jīng)》之陰陽四時為本說、后世補腎補脾說等,都是病機這個大根本中的細分子目內(nèi)容。我們也曾提出“本于正邪”觀點,其實質也恰是對病機的注腳。因為病機的產(chǎn)生,為正氣和邪氣相互作用后所導致的結果。有鑒于此,景岳所述之本,理當為病機、為正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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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岳所言之證包括病、癥、證
關于“證”,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把其與“病”相提并論。至《傷寒論》始方有“辨××脈證并治”的標題,并有“傷寒二三日,陽明、少陽證”等關于“證名”的論述。明清時更有“癥”字出現(xiàn),常把“證”與“癥”通用。自高校教材頒行以來,病、證、癥三者,方各自賦予固定含義。所謂病人整體的苦痛,稱之為。痪唧w單一的難受或不適癥狀,則稱之為癥;相互關聯(lián)的多個癥狀組合,被稱作證,亦名證候。目前中醫(yī)界廣泛的意見,統(tǒng)一為“證”即“證候”。然稽考上述景岳所言的“對證”,是專指藥病相合的“對證下藥”而言。鑒于景岳所處年代,證與癥尚無明顯界定,所以所言之“對證”,不能排除“對癥”的含義。從眾多明代古籍看,證與癥;槭褂谩WC、癥、病三者也未作顯而易見的劃分。上世紀80年代間,中醫(yī)及中西結合者展開關于“證”的研究,從證候角度給以新的概念。但這種“證”,卻不能與本處所言的“證”等同看待。因為景岳的“證”,大都系指病名,所闡述的都是臨床所見的各種疾病,諸如汗證、頭痛、鼓脹等。多數(shù)病種都明列“論證”與“論治”項目。景岳所言之“對證”,包括病、癥、證三項在內(nèi),所列各病種中的“論治”章,基本為一病(或一證)而多個方劑?梢娖鋾r已包含“辨證”在內(nèi)。作為研究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著稱的一代大師,對病機研究自然深有心得,所著《類經(jīng)》第十三卷為《疾病類》即明顯地把《病機》列于諸病之前,可見其重視程度。結合他在論病時所述“對證”用方的觀點,皆從病機這一根本為依據(jù)的實際,筆者認為,景岳此處所“對”之“證”,其實質應是“病機”。, http://www.www.srpcoatings.com(孟琳升 包頭市杏林中醫(yī)研究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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